                     《第九交响曲》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音乐史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的影响力甚至超出音乐本身，成为人类崇高理想的标志。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每一次演奏，几乎都成为一种神圣的仪式，用于许多重大的场合。比如在日本长野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结尾，东、西德统一的历史时刻，都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关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有许多神奇有趣的传说。其中两则是：举世公认的贝多芬作品的演绎权威、德国著名指挥大师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曾说：“我在每一次指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之前，都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我甚至觉得我不配指挥这部伟大的作品。”日本一位著名音响工程师是狂热的贝多芬迷。当SONY公司和PHILIPS公司联合制定CD的标准时，向他请教CD存储时间的长度极限。他说：“一张CD的长度应能容纳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因此，CD的理论存储时间——74分钟就这样被确定下来。　　　
　　《第九交响曲》在贝多芬的全部作品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是贝多芬在交响乐领域伟大成就的总结，它集中地体现了贝多芬创作的思想境界、革命热情和艺术理想。《第九交响曲》属于贝多芬“第三创作期”的作品。从贝多芬的生平可以了解，这时的贝多芬承受着经济上的窘迫、完全失聪带来的痛苦、侄子的不肖、没有可交流的朋友等多重巨大压力。另外，整个欧洲在“维也纳会议”以后，进入反动的“封建复辟”阶段，以当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首的旧势力在全欧洲进行反扑，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理想和革命成果被破坏殆尽。　　
　　在这段令人窒息的日子里，日渐衰老的贝多芬很长时间没有创作，欧洲音乐界几乎已经把他遗忘了。　　
　　但贝多芬毕竟是伟大的，长久的蛰伏意味着又一个创作高峰的开始。这时贝多芬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比他的“英雄”、“命运”更高层次的阶段。1815-1826年，贝多芬的创作进入了他的“第三创作期”。这期间的代表作是《第九交响曲“合唱”》、五首钢琴奏鸣曲和一些弦乐四重奏。这时期他把音乐结构放在第二位，他找到的形式更能自然地符合情感上的要求。因此，贝多芬在他的晚年创作了一批人类天才中所从未遇到过的最杰出的作品。他的晚期音乐超越了从前所有音乐向人类想象力所能触及的最高翱翔领域。　　
　　《第九交响曲》就是他晚期作品中的代表作。贝多芬与著名德国诗人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属于同时代人。贝多芬一生中不间断地阅读席勒的作品，其中尤以《欢乐颂》给他的印象最深。当贝多芬还只有十九岁时，就起意用音乐来体现席勒这首颂歌的思想。他这部交响曲早在波恩时期就已经进行构思，终乐章《欢乐颂》基本主题的最早草稿是在18O9年写出的，后来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内以各种不同的形貌出现在贝多芬的许多作品中。但是到1822年底，应伦敦爱乐协会的约请，贝多芬才正式开始创作此曲，并决定把席勒的《欢乐颂》作为作品的核心。　　
　　在这部作品中，贝多芬不象从前那样将全曲的重点放在第一乐章，而是放在最后乐章。《第九交响曲》的终曲不仅是整部作品的高潮，而且是整部作品的中心。而前三个乐章，仿佛就是为《欢乐颂》大合唱所做的序曲似的。　　
　　1824年5月7日，《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举行首演。这时的贝多芬耳朵已经根本听不见了。他不能指挥作品的演出，但是他坚持要坐在乐队的中间，背对着观众，以表明他参加了这部作品的首演。　　
　　在此之前，贝多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作品演出了，因此这次演出成为维也纳社交界的一件大事，当时的有关人员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演出。有些人怀着幸灾乐祸的恶意，有些人怀着好奇的心情，有些人则怀着巨大的担心和怀疑。当雄伟壮丽的大合唱结束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全身心地降服了。这些平时注重仪表和礼仪的“上层人”全然忘记了一切：他们全体起立，互相拥抱和热烈欢呼，许多人流下了热泪。而这时的贝多芬全然没有感觉到音乐已经结束，他还是默默地坐在乐队中间，沉浸在他心中神圣的音响当中。当四位独唱演员中的女中音翁格尔拉着他站起来面对听众时，他才“看”到了全场沸腾的场面。而这时观众也突然发觉，原来作曲家已经完全听不到了。于是人们无不象触电似的感到震惊，紧接着同情和仰慕的心情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贝多芬谢幕时受到了五次热烈的鼓掌欢呼，而按照礼仪，皇族出场也不过鼓三次掌，以致于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次日报界也评论“仿佛发生了一场骚乱……”《第九交响曲》构思宏伟，内涵深刻。贝多芬为了达到他的要求，突破了原来交响曲的规则：加长了作品的篇幅，整部交响曲的演奏时间在七十分钟左右；他扩大了乐队的编制，在传统管弦乐团编制中加入了许多新乐器；他有史以来第一次把慢板乐章放在了诙谱曲乐章之后，以适应主题和形象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将整部交响曲的重点和核心放在了最后乐章，并首次在器乐作品中加入了人声。所有这些都使《第九交响曲》成为音乐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品——它不仅为所有后来的作曲家树立了丰碑，也直接影响了后来马勒、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音乐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