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力有价  
　　不久前，有一位作者以600万高价向社会叫卖他的名为《湖北佬》的一首歌。此举引来众说纷纭，褒扬者有之，损贬者有之，更有甚者，认为此种行为属扰乱社会秩序，要求管理部门进行治理。 
　　然后是到12月26日，一批委员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上审议《著作权法》修正案，以著名女作曲家谷建芬为代表的文艺、知识、法律等界人士强烈要求修改原《著作权法》中第43条无视作者正当权益的规定。该条文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非营业性播放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许可，不向其支付稿酬。但按国际惯例是都应该付酬的。而且我国在1992年也作了保护外国人此一权力的规定。这就使国内作者感到分外不平。 
　　将这两件事合到一起来看，很有点意思。看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是该把智力产品的报酬问题提上桌面了。 
　　按照原来的稿酬制度，一些优秀的、广为流传的歌曲，只有数元数十元的稿酬，如《十五的月亮》的作者，就只得到了16元的稿费。其他的文学作品得到的报酬可能高一些，但比例同此。 
　　即使文艺工作者们有不计报酬的精神，一个社会也应为他如此“尊重”知识而感到悲哀。为自己的智力产品开价，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知识产权自我保护意识觉醒的体现，是寻求价格真实反映这种特殊产品内在价值的努力。当年，歌星走穴被认为是不对的，他们的报酬是有悖常规的，现在人们已经能够接受歌星球星的天价了，因为有观众需要，主办单位知道这价能“值”。但对无形的作品似乎还是不能接受。一首歌开价600万吓坏了不少人，固然与智力产品价值是个很抽象的概念，缺乏统一简便的衡量标准有关，恐怕更与人们一直来轻视智力作品报酬的传统思想有莫大渊源。 
　　不过这事很快有了结果，一企业以价值300万的内部股买下了这首歌的版权。较之以前几个不了了之的高价求聘或卖创意事件，已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这也说明，买卖只是买卖双方的事，只要有人肯买，多高的价也不算高。如果真的是漫天叫价，就会没人捧场，他要么持之以求，要么收摊走人，要么调低价格，市场就是这么调节供需的。只要卖的不是违法乱纪的东西，买的不是非法动用公款或动用私款不影响家庭团结，就不关其他人的事。 
　　至于一个智力产品的价值、个人能力的价值到底值多少，为什么是100万而不是105万，是600万而不是593万，是具体操作的技术问题。当然，开天价也有刻意炒作的可能，利用媒体的报道“造事”、“造势”，达到宣传目的。不过这也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只要不违法， 并无不可。 
　　同样，只要不违法，管理部门也不应该干预市场行为，如果事无巨细都要“管理”，我们还强调什么市场作用、政企分开？当然税收一定要抓好，至于其他的事尽可放手让市场去决定。 
　　计划经济时代的报酬制度，类似于“保底而封顶”，在最基本的稿费之外，所收无几，该给的都可以不给，更别说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现在就可以实现“下有保底而上不封顶”，这个底除了最基本的稿费外，还包括被使用的正当回报，而只要有买主，你尽可以开高价，追求尽可能大的利益。这显然是一个可喜的进步。要推动这个进程，首先政府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定好游戏规则；在不出轨的前提下，作为游戏的参与者，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如果说确有开价过高急功近利的，不妨将此视作对以往忽视智力产品积习的一种矫枉过正式的反抗。经过疯狂、无序、冲击，才能有思考、冷静、回归，市场就是这样走向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