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已有7000年的悠久历史。因在1973年首先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其文化特征在考古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遂于1976年命名为“河姆渡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南抵象山港，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浙东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灿烂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需要，对河姆渡遗址进行了第一期考古发掘，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1977年10月，考古学家们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两次共揭开遗址面积2630平方米，发现墓葬27座，灰坑28个，出土石器、陶器、木器、骨器等各类文物6300余件，其中有不少是历来罕见的珍品，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引起了全国考古界、史学界的重视。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把这一发现称为建国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并指出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在于“表示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性，这里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文化。”著名人类学和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人耳目一新，过去谁会想到远在距今7000——5000年前，长江下游会存在着如此灿烂的文化呢！”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使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跨上了新台阶，改变了过去人们的认识，以事实纠正了以往认为江南前文化发展较晚的观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面扩展，其它地区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
　　河姆渡遗址堆积层厚度约4米左右，自上而下共分8个层次并相互叠压。除表土层和冲积层外，从第一至第四层都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据测定，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距今约7000——6500年。这是河姆渡四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情况最好的一期。无论是建筑遗迹或者是石、骨（角）、木、陶器，特别是骨（角）木器的大量发现，为其他任何一期所无法比拟的。可以想象，古代先民选择了这块面临沼泽、背靠四明山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聚落点，在这里建起了抬高居住面的架干栏式长条形房屋，过着定居生活，从事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兼及采集和渔猎。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几百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居住区内除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木构建筑遗迹外，还发现在很多灰坑中埋藏着许多野果核和动物骨骼，同时还发现了饲养家畜的圈栏。
　　在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最为丰富。从一行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来看，考古学家推测当时的建筑形式为埋桩架板、抬高地面的干栏式长屋。前后两次发掘，共出土木构件总数在数千件以上，主要有长圆木、桩木和木板等。在这第一次发掘时，发了13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根据桩木的不同走向分析，这里原来可能有3栋以上的建筑。其中有面宽23米、进深7米、带1.3米宽前廊的长屋，而第二次发掘时发现的4排桩木与该长屋可能连接起来，这样，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长屋可达百米面宽，估计屋内分间，若以20米为间隔，这座长屋至少拥有50间房屋。据打入地下的成排桩木分析，这是当时的建筑基础，它高出地面80——100厘米，说明居住面是悬空的。出土的厚木板为地板，地板与桩木之间有木梁为支架。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苇席残片，可能是和用于屋顶或是铺在地板上的垫席。
　　出土的数十种带榫卯的建筑构件，反映了榫卯技术有当时已普遍应用。
　　除房屋建筑遗迹外，还发现了小木柱围成的4个圆形栅栏圈，可能是畜圈。此外，还发现灰坑5个，作圆形或椭圆形，坑内放有麻栎果和菱角等植物果实，有的存放陶豆等器物。
　　考古学家们在第一期地层及房屋内外、灰坑等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其他遗物，这些遗物为我们研究距今7000——6500年前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当时，用于农业和日常生产活动的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骨凿、骨哨、角锄、木器柄、木铲、木杵等，用于狩猎、渔业的工具有骨镞，骨鱼镖、石球，而用于纺织、缝纫的工具有陶纺轮、石纺轮、木卷布棍、木织刀、骨机刀、分经棒、骨针、管状针、骨锥等，这些工具的发现，充分说明了河姆渡入已具有相当熟练的运用生产工具的能力。
　　出土的石器普遍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打凿和琢制痕迹，刃部精磨，通体磨光者甚少，多采用硬度较高、韧性较强的燧石制作。
　　骨器是保存最丰富的一类生产工具，比较突出的有骨镞、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管状针等，尤以骨哨和骨管状针最具特色。大批骨器的发现，反映了河姆渡时期的农业生产已进入农耕阶段，已有了比较发达的水田农业。
　　木质工具有木铲、木斧柄、木锛柄、木矛、木桨、木杵、木机刀、木卷布棍、木经轴、木纺轮、圆木棒、木匕等。如此之多的木质工具的发现，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它证明了在距今7000年前后，木质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考古学家们对出土的大量动物遗骨进行鉴定，发现了包括鸟类、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动物数十种，其中有家养的猪、狗和水牛骨骼，这说明河姆渡人已学会了饲养家畜。
　　在河姆渡第二期文化层中，发现了13座墓葬和11个灰坑，还有陶灶和陶豆，最引人注目的是木胎漆碗，这些都是新出现的器种。建筑遗迹破坏较甚，很难了解其全貌，但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木质垫板，发现时都在木柱下端，应是后世柱础之雏形。
　　在第二期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不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制作方法比第一期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器形较前规整，有明显的转折轮廓线，打制和修琢的痕迹明显减少，磨制技术得到普遍的应用，但器形较简单，主要有斧、锛和凿等。
　　在木器生活用具中，出现了新创造的品种——漆碗，由整块硬木料剜挖而成。全器作椭圆形，外壁加工成瓜棱形，器表施一层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微有光泽。
　　第三期文化遗存是河姆渡遗址地堆积层中最薄的一层，发现的遗迹、遗物较少，但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口水井，它由200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外围是一圈圆形栅栏桩残段，直径约6米，推测是当时井亭的支护结构。内圈有一圆形浅坑，深不足1米，在坑底中央有一方坑（井），边长约2米，壁四周密布排桩或半圆桩，并加水平方框支护。这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水井实例之一。水井的发明只有在定居生活开始才成为可能，它证明了河姆渡时期的人已开始讲究饮水卫生。
　　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发达文化标志、建筑水平很高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方形木构水井遗迹、水田农业种植的籼稻和粳稻遗存、原始纺织机构件、植物维编织物、木胎漆器、象牙雕刻制品等为代表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实物资料和具有较高水平的原始艺术瑰宝。除此之外，还发现了60多种动物遗骸和多种植物果实。所有这一切，生动地反映了河姆渡人高超的技艺，是河姆渡先民智慧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它的发现，以生动而丰富的实物资料证明，灿烂而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古代先民共同创造的，黄河、长江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长江下游的宁绍地区先民，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沃土上，它以自己独立的发展演变过程，创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河姆渡文化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