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最有作为的君主
　　“唐人”“唐山人”“唐人街”，世界给予中国人的称呼，他的来源是中国古代一个强大的王朝，这个王朝最有作为的君主叫李世民。
　　公元599年1月23日，陕西省武功县唐国公李渊的府中，一个男孩出生了。这个婴儿呱呱落地，虽然比寻常人家的幼婴一样，红肤细眼，模样并不好看，只因为出生在世代贵族之家，所以，就显得特别尊贵了。
　　据说在这孩子4岁那年，有一个来去无踪的书生，给他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世民，取济世安民的意思。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彪炳史册的杰出封建帝王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君主，史称唐太宗，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其文治武功实为封建帝王中之佼佼者。
　　李世民即位之初，政局并不乐观，连年灾害，经济凋敝；由于朝廷的变故，地方上骚乱不安，为抢夺皇位而被他杀死的其大哥李建成余党亦蠢蠢欲动；朝廷、地方行政积弊重重，难以遽反；北方强敌突厥一直威胁过境，不时侵犯，甚至乘机出兵进逼京师。而对危局，唐太宗头脑清醒，信心十足，锐意改革，励精图治。
　　既富且强的隋政权，在农民战争的暴风雨中迅速灭亡，前车覆辙时刻使他“震恐怵惕”。他经常和臣下讨论历史治乱兴亡，尤其是亡隋的教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样在古训使他明确认识到：欲致治天下，必须以古为鉴。而亡国之君所以失国，多在于过分残暴。因而，在决定治民大计时，他采纳了魏征等人的宽缓治民的让步政策，制定了“去奢省费，轻徭薄同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治国方针。滥施刑威，是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有鉴于此，李世民委任宰相长孙无忌、房玄龄修订律令，除古死刑太半，变重刑为轻刑，并要求官吏严格依法而行。对于用刑，尤其是死刑，务求慎之又慎，要求有关部门必须经反复审核方准行刑。这些措施，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安定人心，恢复发展生产，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使满目疮痍的废墟上进出了一派升平气象。
　　李世民认识到：一人不能遍知天下之事，不能独断天下之务，治政之由，要在择官，亲贤远奸，举贤任能，使人尽其才。因而即位之后，即及时改组政府，斥逐了一批保守贵族大臣，引用了一批出身寒微、了解民情、有政治军事才干、勇于任事的普通地主和知识分子，甚至破格提拔一些劳动者中的杰出人物，授以要职，委以政事。他很注意调节君臣关系，贬损自己的威仪，谦和待下，尊重大臣们的意见，军国大事多与大臣们反复商议才肯决定。由于他确实采取了一条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所以在他统治期间，人才济济，盛况空前。古不得人之盛，莫过于贞观之年。
　　作为封建帝王，太守最杰出之处莫过于纳谏。他在强烈的危亡感与求治愿望激励下，不但能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而且还奖励群臣进谏，导之使言。因而在他朝中出现了君主乐于纳谏，臣下敢于直谏的良好政治空气，这在封建社会历史上是罕见的。纳谏使太宗在制定政策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失误，良好的政治风气带来了国势的强盛。向来为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得以实现，是此魏征等一大批忠直大臣的努力贡献所分不开的。
　　在唐太宗即位期间，经济复苏，社会安定，民族和睦，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交通畅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李世民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对外来文化输入采取开放政策。当时的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还是世界性的大都会。那时与唐朝交往的国家有70多个。通过广泛的交流，许多外国的植物品种传入中国，今天我们食用的砂糖的制作方法，就是唐太宗于公元647年派人到中天竺的摩揭学院学来的。外国的音乐、舞蹈和美术中的凹凸绘画也在这一时期传到了中国。此外，从唐太宗时期开始，大批中国的僧人也出国留学，取回了大量的佛教经典，李世民还专门为著名的玄奘建立寺庙，让他翻译佛经。还有景教、伊斯兰教和摩民教也在这时传入中国，它们在传播外国优秀的文化方面，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外文化交流的浪潮中，高度先进的唐代封建文化，也对亚洲各国甚至世界其它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产品销往波斯等亚洲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在这一时期传到印度和阿拉伯。汉文化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深。在朝鲜半岛上，中国的古代典籍、诗歌、艺术，典章制度以及儒学广泛传播，他们大量吸收汉文化，作为发展自己文化的养料。日本也派出大批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日本在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就吸收了唐代的土地、赋税、职官、军事和法律等制度，大大促进了日本封建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