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阅读法是从某些特定内容的书类中，迅速摄取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一种速读方法。读者往往是“带着问题”而读的，并从阅读材料中吸取自己迫切需要的知识。


                       天才的狂热与悲剧

　　文森特·凡高(1853～1890年)生于南布拉邦特的格鲁宗戴尔，逝于瓦兹河畔安威尔。说起来，他成为画家的日子是1885年12月。那时，他开始了既多产又短促的艺术生涯，因为他只用五年便完成了伟大的事业。在那时，如果他不是有个突如其来的显露，我们今天无疑会把他作为表现劳动与贫困，工农辛苦的伟大画家，作为荷兰表现主义的第一人来纪念了。　　
 　　他之所以成为画家乃是为了解决撕裂他灵魂的内心冲突，是为了对生活中遭受的挫折进行报复。他出身于一个新教牧师之家，不过，有两个作绘画批发商的叔叔，这使他得以在海牙由他叔叔转让给巴黎古比尔的画廊作了店员。不久，画店把他派往伦敦的英国分店工作。在伦敦，他爱上了房主的女儿，并向她求婚。不幸，他遭到拒绝。他那不稳定的，过份神经质和过份认真的性格使这一挫折分外沉重。他离开伦敦，于1875年回到巴黎总店。很快，他便对以巴黎为中心的思潮和运动着了迷。他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书籍，参观博物馆受到同情卑贱者苦难的那些人道主义作家、画家的影响。 　　
　　《圣经》成为这位自学的画家，牧师之子的主要动力。
　　他的初期作品《鞋》、《吃土豆的人》(拉朗藏)都是该时期的代表作。种族的命令，环境的影响，榜样的感染，都使他坚持着这一阴沉和积极的现实主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随之而来的辉煌杰作呢？天才的力量不管如何伟大，也不能用来解释整个改变了西方绘画的这一深刻变化。文森特到底得到了什么启示？受到了什么冲击呢? 　　
　　1885年11月，凡高正在安威尔，他的父亲刚刚去世。在五年之中与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的弟弟德欧给他寄来了一些补贴。他在弗拉芒港口发现了鲁木斯的画和生活的欢悦，日本版画的色彩也使他赏心悦目。他买了一些这样的版画，贴在卧室里，几小时几小时地凝视着它们。他似乎朦胧地看到自己还不清楚的欲望出路，看到一个鲜明的，鼓舞人向上和寻得平衡的新世界。 他突然决定前往巴黎，德欧接待了他，并充满感情地留他住下。　　
　　在巴黎，文森特被印象派的画弄得眼花缭乱。他见到了毕沙罗、德加、高更、修拉。1886年6月，他进了高尔蒙画室，在那里结识了图卢兹·劳特累克。他充满激情地画着，画巴黎的街道、肖像、花朵。他在唐吉老爹画廊和莫奈、基约曼、西涅克一道，展出了自己的几幅作品。当时，他的弟弟已是古比尔画廊的负责人了，他鼓励和支持了他。对日本版画着了魔的凡高临摹了伊罗西治的《雨中的桥和树》。他的色彩明亮起来，甚至从印象派画家那里借鉴来了点彩法，用到现存罗丹博物馆的《唐吉老爹像》上。他在毕沙罗、莫奈、基约曼的画中，也看到了日本式的轻松和色彩的新鲜感。 　　
　　不管怎么说，法国印象派在这位荷兰画家的良知上，给予了决定性的一击。他是如此争强好胜，以致在逗留巴黎的二十个月中，竟作了两百多幅画。不过，1887年的秋冬使他感到难过。天空灰蒙蒙的，街道暗淡无光，都市的悲凉使他无法忍受。另外，他从巴黎画家们那里也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了。可以说，他通过与他们接触而获得的青春之火已经熄灭了。他需要光和热来温暖冷却了的心灵，唤起奋发工作的热情。　　
　　于是，他听从了图卢兹·劳特累克的建议，在1888年2月20日来到阿尔勒。外省的一切都使他着迷，花朵盛开的果园，漂亮的阿尔勒姑娘，朱阿夫团队的驻军，喝苦艾酒的人。他狂喜地喊道：“这真是东方啊！”这时，他三十五岁，并且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人，他用芦苇笔作素描，画得熟练奔放。他也作了多幅沉着的，可以说是以强劲笔调“写”就的近乎宁静的油画。他终于找到了明确的轮廓，不带阴影的光线，明亮得铿锵作响的纯色：朱红、普兰、翠绿，以及作为太阳光环的神圣黄色。抛弃了印象派的华美，拒绝了分色主义的色彩，不再作分裂的素描和追求色调的微妙变化。他以刚劲、准确、肯定的手法抓住对象的内部结构。在十五个月中，他作画二百余幅，有的画他画了三遍、四遍甚至五遍。它们是《罗纳河上的两只哈巴狗》、《日诺夫人》(阿尔勒妇女)、《向日葵》、《昂格鲁阿桥》、《邮差鲁兰，其夫人及子女》、《夜间的咖啡馆》。　　
　　在圣玛丽·德拉的短暂逗留时期，他也画了一些素描和油画，特别是《沙滩上的小艇》(拉朗藏)和《海景》(藏莫斯科)。最后，我们还要回顾一下他留下的著名作品《在阿尔勒的卧室》(1888年10月)，因为后来，他在圣荷美作了善于这幅画的两幅记忆画。　　
　　不过，他此时的物质生活极其艰苦，吃不饱肚子，也卖不出去画。他为幻觉症的发作所苦，变得痴呆。死的念头也纠缠着他。他好象预感到末日将临，所以疯狂地工作，处于从失望中求解脱的激昂之中。他的神经在燃烧，金色的光从画中涌汇出来，而他正在“宇宙熔化的中心”。物质在熔化中蜕变，同时也消耗着他的大脑，精神病的发作变得越来越经常了。他酝酿了一个被他称为“南方画”的艺术家夏令营计划，想让各派艺术家来共同创作一幅画。　　
　　1888年10月，高更响应了他的号召，凡高为此高兴得要命。然而，急风暴雨般的急诊很快便损害了两位性格对立者的关系。圣诞节的晚上，在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之中，凡高把玻璃杯摔到了高更的脸上。翌日，高更在路上行走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看到凡高拿着刀跟在后边，在高更严厉的目光下，凡高停住了脚，然后逃到自己的卧室里，一刀割下了右边的耳朵，把它包在手帕里，去送给妓院中的一个女人。在住院两周之后，又到家里，画起他的名作《割掉了耳朵的人》(1889年1月)。　　
　　他艺术生涯中最多产(如果不是最奇特的话)的阿尔勒时期结束了。就在精神院的一年中，他还作了一百五十幅油画和一百多幅素描。他象魔鬼附身一般地画着，中间有过三次长时间的发病，而且每次发病都带来痛苦的身体衰竭。他画了《夏季的精神病院》、《长着柏树的麦田》。风景在发狂，山在骚动，太阳在旋转，柏树和橄榄树被高温扭成了弯曲的形状。颜色也不再如往日明亮，黄色变得糊焦，兰色变得暗淡，朱红转向了赫石。但画中的节奏感却发挥出来了：旋转的曲线，崩溃的形，以及在狂热的颜色和线条所成的一片混乱之中，逃向地平线的透视。他在画上表现的好像是他在想像的晕眩中见到的东西。他用手燃起的火焰也传到了大脑，失败感在压迫着他，他的作品是否比不上他所欣赏的画家？想法吓坏了他。　　
　　1890年1月，他得知德欧有了儿子，并给孩子起了和他一样的名字：文森特。他那好心的兄弟是如此慈爱，那样长期负担着这个潦倒不堪，一幅画也卖不出去的画家!这时，评论家欧里埃刚刚在《法国信使》上发表了凡高作品的第一篇文章，但这个荣誉只不过给他小小的安慰而已。他感到自己有病，而且精疲力竭了。　　一直很注意他病况的德欧向加夏大夫提出要求，让文森特到他在瓦兹河畔安威尔的诊所接受护理。这样，凡高于1890年5月26日前往巴黎，并很快住到了安威尔。加夏大夫给他看病，深情地照料他，并给他当模特儿。于是，凡高又画了起来，它们是现存卢浮宫的最后一幅自画像，亦藏卢浮宫的《安威尔教堂》以及《安威尔市政府》、《哈沃小姐》、《加夏医生像》(卢浮宫藏)。　　
　　从其他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位天才只剩下已被病魔粉碎的技术。凡高害怕疾病的再次发作，一种无法言之的悲伤浸入他的心。继续画下去吗？他的手发软了。从此，存在于他身体之中的敌人已成为强者。那么，还有什么可坚持的呢?就在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走到几天之前还画过的一片成熟的麦田之中，面向太阳，拔出手枪，向胸膛开了一枪。两天以后，他便在三十七岁离开了人世。 丧失平衡、痛苦、悲剧，显然这就是他的一生。不管他得的是精神还是癫痫，其实都是一样。他和卢梭、波德莱尔一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生存是个失败，并且为此而深深痛苦。另外，他为抵制自己的不安而尝试了各种办法：宗教、人道主义、艺术。正是因为看到自己处于无法摆脱的疾病威胁之中，他才以更大的狂热投身绘画。艺术使他高居自己之上，克服身体上的衰竭，至少使他不过多地去思考它。这个不稳定的人，过度紧张的人，着了魔的人，在与社会、与自己不断地冲突之中，通过目的和方法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了杰作。　　
　　凡高是在自然主义的想象和印象主义一起洒下最后一抹余辉时，在学院派的公式土崩瓦解时，在传统老化僵死之际，应时而生的。他和塞尚、高更一起，使绘画方法重新成为研究的问题，并且在这之后，他还为二十世纪的艺术作好了准备。他的画不是为了摹仿表象或讨好上流社会的趣味，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智慧和特有感觉，去重新创造世界。 在塞尚致力于空间观念，高更致力于构图新观念之时，凡高则在解放色彩，使其达到强度和表现力的顶点。在他的画中，颜色巩固着素描，强调着形，给予着节奏，规定着比例和空间。它甚至获得一种价值，成为送往心灵和眼睛的记号：“从逼真的现实主义观点来看，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他用生涩、干燥、挑衅的颜色，在对立中求得和谐。它们时而是尖利的，时而是严峻的，没有微妙区别，也没有中间过渡，采用的是凶狠的率直。“我寻求用红色和绿色表现人类最可怕的狂热”，他还这样说过。　　
　　不过，他一直警惕着，不让颜色为形而作为牺牲。今天，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象欣赏其油画那样地去欣赏其素描。他留下的大量素描作品都惊人地言简意赅，线条流利结实，将其所见的动人材料以多变的手法移写纸上。他的观察也与他人迥异其深刻与奇特都是不可否认的。　　
　　尽管他影响了整个现代绘画，影响到诸如弗拉芒克、德兰、杜飞、弗里叶茨等野兽派画家，特别是苏丁、于特里约等表现派画家，但他却没有一位直接的后继者。他是诗人、神秘主义者、思想家。　　
　　今天，还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狂热地通过油画、素描和书信向自己提出问题。实际上，又哪里能够找到一个比他更加真实的生活范例呢？这位如此高贵、善良、真诚、游移于精神瓦解与永恒统一之间的人曾因最多种多样的思想而困惑，他已经预先体验了我们这一时而解放，时而屈从的时代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