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四川三星堆考古的重大发现
　　1986年8月23日，新华社的一则简短电讯，将一个来自中国西南的重大考古发现，向全世界宣告：
　　“考古工作者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是目前所知四川境内面积最大的早期蜀文化遗址……过去发现的巴蜀文化的考古材料，仅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次发掘，把巴蜀早期历史推前了1000余年，即距今4500年至3000年左右。从出土的精美器物和房屋布局，说明当时已有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显示出已达到文明社会阶段。”
　　紧接着，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记者蜂拥而来，跟踪采访，相继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将一条条惊人的消息传送到海内外。
　　在那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中国和整个世界的考古学界都怀着无比兴奋和焦急的心情密切关注着四川三星堆遗址的发掘。那么，四川三星堆出土的这些令世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那是月亮湾农民无意间发现的奇迹。
　　在富饶的川西平原广汉县城西约8千米处的中兴乡（今南兴镇），有一个被称作“三星村”的村庄，该村得名自村东南那三个高出地面的黄土堆，这就是已经驰名中外的三星堆。
　　早在1929年春的一天，月亮湾农民燕青保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挖车水坑，挖着挖着，一只白色大石环露了出来。青保父亲燕道诚跳下沟，轻轻取出大石环，这时，石环下一堆绿莹莹的玉器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一意外发现把他们都惊呆了！过了好一阵子，燕道诚才转过神来。为避人耳目，他赶忙将石环按原样放好，并覆盖上泥土。直到晚上夜深人静时，燕家五口人全部出动，悄悄取回那堆宝物，共有璧、琮、璋、钏、珠、斧和玉料等400余件。他们将这批玉器分散埋在住屋内外的几处地方。
　　4年之后，燕道诚见邻里对他们这一发现毫无知觉，就从土中取出一件玉琮送给广汉驻军陶团长。陶一见即知非凡物，忙请成都的古董商鉴定，都说价值连城。接着这些古董商到处打听玉琮的来历，纷纷上门向燕道诚购买玉器，成都古玩市场一时被“广汉玉器”炒得火热。
　　由于广汉玉器的出土流通，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1933年冬至1934年春，由华西大学博物馆（今四川大学博物馆）美籍教授葛维汉和林名均教授率领的考古工作队第一次出现在月亮湾，前后发掘了10天，开挖了数条探沟，出土的文物有石璧、石环、石斧、绿松石、料珠和陶器残片等600多件。
　　1958年到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考古室的专家们又先后两次来月亮湾考察和发掘。特别是1963年那次，他们在1933年发掘的基础上，将月亮湾文化层再细分为上下两层，分别属于商代和西周早期。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冯汉骥教授曾站在月亮湾的发掘现场，遥指一河相隔的三星堆说：这里“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而后来的考古发掘确实证明了冯汉骥先生的预见是很正确的。
　　1986年7月，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挖出了玉石器。四川省文管会的考古专家们闻讯，立即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终于发现了一号大坑（即1号祭祀坑）。该坑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距地表深1.64米。坑内出土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300余件，以及海贝和约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这些出土遗物大部分集中分布在坑的西南、东南部，西北部较少。其中玉戈、玉璋等形制较大的玉石器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坑壁；玉凿、玉锛、石斧、玉斧等形制较小的玉石器主要分布在坑的西角；坑中部散见少量玉石器。铜“瑗”分布在整个坑内，坑的西南部是铜制的人头像、人面像、*、尊等大型器物，中部为象牙和金杖。根据出土器物的叠压情况来看，推测这些器物当初是按一定次序放置的。首先投放玉石器，然后放入金杖、铜人头像、铜人面像及铜*、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烧骨渣，最后放置陶盏、陶器座、铜戈等器物。
　　坑内器物大都残破变形，经分析，除一部分是填土时夯打挤压所致，其他可能是在“燔燎”的过程中焚烧毁坏的。
　　金杖是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器长1.42米，直径2.3厘米，重500克。杖的上端有一段46厘米长的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分三组，最下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戴冠，耳垂饰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隔。上面的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金杖出土时，考古专家们发现金皮内侧存有炭化木痕，而在距杖头端约20厘米处，有一件穿孔的铜龙头饰件。由此推测，此金杖可能原为一柄金皮木芯铜龙头杖。而这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
　　最令人注目的是，金杖所包含的十分丰富的文化内蕴。实际上，它是一具象征着王权、神权、财富和社会地位的权杖，为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就以杖身上端的三组人、鱼、鸟图案来说，人头图案代表着蜀王及其权力。鱼、鸟图案的意义在于，鱼能潜渊、鸟能登天，它们是蜀王的通神之物，具有龙的神化般功能。而能够上天入地、交通于神人之间的使者，正是蜀王自身。所以，金杖不仅仅是一具王杖，同时也是一具神杖，是用以沟通天地、神人的工具和法器。而用纯金皮包卷权杖，也具有丰富的含义，它体现出统治者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象征着经济上的垄断权力。所以，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具有多种特权复合性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统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
　　又如出土的青铜头像，竟与真人头部大小相当，空心铸造，头戴平冠，高鼻阔目，耳大颐丰，表情各异，造型奇特，线条优美流畅，比例适当，表现准确。这批青铜人头像，亦属我国首次发现，对研究我国冶金史和雕塑艺术史其具有特殊的价值。
　　还有青铜跪坐人像，它的造型和装饰都很有趣，头发从前向后梳，再向前卷，似扁高髻。宽脸、方颐、云纹大竖直耳，耳垂穿孔，圆眼正视前方，眼珠外凸，张口露齿，神态严肃。上身穿右衽长袖短衣，脸部系带两周，下身着犊鼻裤，一端系于腰前，另一端反系于背后腰带下。双手扶膝，腕上各带二镯，呈跪坐姿势。
　　令人惊喜的是，在1号祭祀坑发现不到一个月，砖厂工人在离它约二三十米的地方取土时，又发现几个青铜人头像和面具，这使考古工作队的专家们精神振奋，欣喜若狂。随即寻踪挖去，花了数十个日日夜夜，又发现一座长5.3米、宽2.3米、距地表深1.55米的“宝库”——2号坑。坑内出土遗物按质地可分金、铜、玉、石、象牙和骨器，总计600多件。根据清理发掘情况分析，杭内遗物的投放也有一定的次序。首次投放的是海贝、玉石礼器、青铜兽面、凤鸟、小型青铜杂件和青铜树枝、树干等，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青铜容器和青铜立人像、头像、人面、树座等，最后投放象牙。
　　2号坑出土文物中，以青铜器占最大比重，计439件，种类有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尊、彝、车形器、神树、鸡、乌、铃、兽面、瑗、云形饰片、蛇及其他异形器等。其中青铜立人像（见图）身高172厘米，可谓形体高大，大眼，直鼻、方颐、大耳，头上戴冠，冠高10厘米。身躯细长，右臂上举齐额，左臂屈于胸前，双手握成环状，可能手中原有执物。身着左衽长袍，前裾过膝，后裾及地，长袍上饰云雷纹。赤足佩脚镯，立于方座之上。方座高80厘米，分两层，上层座顶四面各由一倒置饕餮承托，饕餮的角上卷；下层四面光素无纹。
　　这件青铜立人像的双手大得出奇，与身体显然不成比例。当时人们为什么要过分地夸大铜人的双手，而手中所执的原是什么东西，这些问题颇令后人寻味。著名考古学家沈仲常经多次观察、研究后认为，这件青铜立人像手中所执物应是琮。琮内圆外方，外壁以减地法突出四块长方形凸面。这件青铜立人像的手握式，正可以看出一个长方形凸面的一半。而在2号祭祀出土的神树残件中，曾发现一件仅存上半身的小青铜人像，这件小人像双手分开平置胸前，手中各执一件琮，恰为大青铜立人像执物提供一佐证。
　　玉琮在进入阶级社会后，便成为祭祀天地的礼器。那么手持琮的青铜立人像所代表的又是什么身份的人呢？沈仲常先生认为：“这件青铜立人正身直立，神情庄严肃穆，双手执琮，琮的孔中或可能还插有‘通天地’的木柱。在2号坑出土的大量遗物中，高大接着体铜人像只此一件，它象征的应是这里主持祭祀的巫师。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推论：这件青铜立人像象征当时蜀人中的群巫之长，也可能就是某一代蜀王的形象。”
　　关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年代，颇费考古学家们的一番心思。因为1号祭祀坑内出土的青铜头像、人面像等为国内首次发现，目前尚无可对比的资料。因此，考古学家们只能以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容器为推断祭祀坑年代的参考根据，其相对年代相当于殷文化第一期。
　　而在2号祭祀坑出土遗物中，大型青铜立人像、人头像、面具、神树等，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殷人统治区及其他地区都未曾发现，应是蜀地的产品。而最具判断时代依据的器物主要是铜尊、铜*等容器，这些器物的器形及纹饰特征，均与晚商文化特征相同，约相当于殷墟文化二、三期，大致相当于殷墟晚期。
　　广汉三星堆1号祭祀坑内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青铜容器、青铜兵器、玉石礼器以及十作根象牙和1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对于了解相当于商代时期的蜀族祭祀礼仪、宗教意识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其中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的发现，在我国冶金史和雕塑史上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星堆2号祭祀坑出土遗物，不论在种类和数量上都要丰富得多，其中大型青铜立人像、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等是1号祭祀坑所没有见到的。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进一步反映了古代蜀族的祭祀规模和祭祀内容，同时也展示了古代蜀族的青铀文化水平和青铜艺术特点，是极其珍贵的实物史料。
　　总而言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批青铜人像，对整个考古界、美术界、冶铸工艺界造成一股巨大的冲击力。我们相信，随着对以三星堆青铜雕像群为代表的三星堆青铜冶铸业及青铜文化的深入研究，势必将进一步揭示出许多令人惊叹的古蜀文化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