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雅俗共赏
　　孟子有云：“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句话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说人情不相远，就文章而论，人们在欣赏方面也有许多相通处。无论是雅文学还是俗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就会逐渐的趋向普遍化，而走上雅俗共赏的路子。当然并不是雅文学被普遍接受，或是俗文学被普遍接受，而是说雅文学或俗文学在文学规律自身的作用下而逐步融合，雅文学可能会俗化，俗文学又可能逐渐雅化。自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文学的雅俗之间相互斗争、相互融合，而逐步走向了统一。朱自清在其《论雅俗共赏》一文结束时指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的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有了白话正宗的艺术，词曲和小说戏剧有了正统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抗战以来又有了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大众化却要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 
　　朱自清的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当时中国文坛发展的一个基本态势。下文予以具体论述，权做狗尾续貂。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界碑，经过这次文学革命，中国文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历史发展到晚清，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文化思想领域也蕴酿着新文化，出现了新的态势。在文学领域也发生着新的变化，诗文作为正统地位虽然没有动摇，但明清时期的小说、传奇以及民间初年出现的各种小说占据了一定的文化市场，并吸引了广大的读者群，以这一特点为主出现了许多创作旧小说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借鉴中国古体小说的结构特点，用较为近代的体裁进行文学创作。早在十九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以及在小说界和文界发生的突破传统的革命。虽然这些由文学变革的热情所煽起的文学革新的尝试，都未能结出实在的果，然而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和关注社会的使命感，其向传统观念和手法挑战的激进的精神，都极大地影响和促进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自1912-1917年这五年，是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繁盛期，旧派言情小说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912年出现的徐枕亚的《玉犁魂》，吴双热的《孽冤魂》，，都出现了较大的影响，这两部小说都表现出强烈的通俗情调。 
　　晚清的遣责小说也很发达。以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代表形成了较大声势的社会小说。如果说没有什么外在的较大的冲击，这些旧派小说，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小说的主流而走向文学的正统。因为这些小说在当时占据着较大的读者市场。当然这其间要经过了一个质的飞跃。而实事上，旧派小说具有向雅俗方向发展的内在因素。旧派小说描写日常生活兼或描写艳情走的是通俗化的路子，同时又有革新的一面，企图突破旧的传统文学，有向雅文学发展的因素，这一点被后起的新文化运动所发展。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他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文化进化论角度提出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文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胡适在文中提出要确认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原来从唐朝的韩愈发起古文运动以来，中国的言文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离（或许这种分离的时间会更早）。虽然人们在继承的传统时分为好难和好易两派，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自己，过分的出奇制胜，以致走向诡怪而失败。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从而奠定了古文的文化基础，即使是继承了易的一面，仍以古文为主，使中国文学一直和古文相承袭，而民间的文学由于长期的流传发展，以及地域的交往等各种因素而发展成白话文，到了晚清，言文之间的差别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科举制的八股文与民间的白话相差千里。主流社会的文化无法在民间广泛的传播，而以白话文写成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有较大的读者市场。提倡白话文，实行言文一致是早已在蕴酿中的趋势。 
　　晚清时期，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断绝了许多读书人通过公开考试入仕的道路。许多出自民间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估计自己的地位实现自己的价值。而由现代印刷工具技术的引入促进了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晚清大批报纸与专门文学杂志的出现，导致现代文学市场形成，现代稿费制度的规范化，为职业作家的出现提供了经济保证。在科举制度废止后，又出现了以思想与写作做为谋生手段，体现自身价值的新选择的可能性。晚清政府派出一定数量的出国留学生，他们接受了国外先进的思想，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思想文化，他们企图以国外先进的文化改造成和拯救中国落后的文化。以白话文的提倡为肇始，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自此，中国文学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他们用白话文进行创作，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各方面都对传统进行突破。在1917年《新青年》的二月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文学革命的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和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建设通俗文学的主张，而它自身处在弱小的地位上与庞大的旧文学相抗衡，也不可能与有一点现代变动的旧派通俗文学共处，新文学要取得正统的地位，不得不采取强烈的激进的措施。其实，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就新文学势力所提出的通俗文学的主张来说，结合其发展的实际，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走的是通俗化的路子。中国的小说历来被视为小道不能与诗文同登文学的大雅之堂，但五·四文学革命给小说的雅化即步入文学的正统带来了契机。直到清代，正统的士大夫仍然拒用小说的词汇与典故，但到了清末明初，小说从文学边缘向中心地位移开始发生，这标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知识分子意识到小说价值的重要性。人们已经意识到史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1902年染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是文学之最上层” “欲改良群众，必自小说界开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由维新运动所兴起的新小说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小说在民众心目中的位置，同时小说被上层士大夫所看重，也说明小说开始向正统地位移迈，但是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谴责小说流入“黑幕”，言情小说流入鸳鸯蝴蝶派，商品化给小说带来的媚俗化倾向也大大抬头，同时，虽然小说的文体起了很大的变化，但仍难挣脱文体的束缚。在五·四之前，小说根本上无法走上文学的正统道路。 
　　维新派新小说尝试的失败，说明小说要想取得正统地位，向文学的中心地位转 移必须重新选择方式，从小说的内容、形式、语言等各方面都要做出彻底的革命。1917年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开现代小说之先河。《狂人日记》以彻底的反封建精神直指人的现代觉醒和国民灵魂的改造，又具特别格式，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式的教育培养了一批年青的学生，这也为新式的白话小说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新文化势力所进行的通俗文学革命是一场全面的革新，它的目标主要是指向旧派文学和古典文学，企图将通俗文学推向文学的正统。这使得新文学在不自觉中担负着双重任务：首先，新文学要占据正统位置，其内容和思想精神就必须像古典文学做为正统文学一样和上层主流意识形态相靠近，就其与当时的社会关系而言，应该是积极的，向上的。其次，新文学要占据一定的文化市场，扩大自已的影响，必须采取较为自由的和易于接受的形式，能够吸引广大的读者群。实际上，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朝着这两个方向努力。白话文的提介和运用白话文创作不仅是为了言文一致，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只有采取白话文的形式，才可能使新文学能被广泛的接受。白话文的提倡对于雅俗共赏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进行白话文创作也是新文学迅速发展的原因。在写作方法上，胡适提倡采用现实主义，提出要以西方的“少年血性汤”即充分发展的个性主义，来挽救濒临死亡的中国文学，同时提出诗体解放的主张，不但要用白话，还要不拘格律，向自由诗发展。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胡适提倡白话文和自由诗为中国新文学走上通俗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论前提，引导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走通俗文学创作的道路。但是这种散漫的特点却不可能使通俗文学步入文学的正统地位，但对于突破传统的璀建设新文学仍然功不可没。如果说胡适仅从语言形式为文学寻找突破口。那么周作人更多地探讨新文学怎样进行思想建设，对于新文学步入正统地位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的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直接情状，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真实，提倡“人的文学”。还有其他的理论家提出了各种理论。虽然这些理论难免空洞，其精神实质也令人难以捉摸。但是这些理论却呼应着当时时代潮流要求自由的气息，同时和国外某些先进的理论相应和，抑或说是国外某些理论在中国的翻版。即使如此，这些理论对中国通俗文学向文学正统地位移近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明初大都市工商业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阶层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群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但是新文学势力所提倡的通俗文学并非如此，其本身就蕴酿着雅俗之分。首先是新文学创作之初，其内部就有分化的潜在性。鲁迅等一批作家强调要挖掘国民性，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后来专门与从事休闲消谴的文学派别发生冲突。虽然新文学提倡通俗，但鲁迅一干人作品内容的深刻精神实质却很难为许多普通人所理解和接纳。同时一部分作家为了争夺广大的文化市场，由刚刚确立起来的正统文学而步入民间进行俗文学的创作。当然从整个文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既做到高品位，又能吸引广大的读者是雅文学的要求，俗文学也会向雅文学靠拢。这一时期，新文学萌生了向雅俗两方面发展的趋势。 
　　到了20世纪30年代，五·四新文学已经完全站住了脚根，并进而成为真正的文学主流，旧派通俗已不是其主要竞争对手，新文学的眼光已经开始向内，它自身内部的流派社团间的斗争，新进的和守成的斗争，遂成为发展的动力。但此期间的新文学还没有全部掌握读者和文学市场，旧派小说仍拥有大量的市民读者。旧派小说也在逐渐的变革中。新文学敏感的意识到末能完全学报文化市场这一点。先是左翼文学因一种政治需要，对五·四文学进行反省，认为自己没能掌握下层读者是绝大的缺失，一再的进行大众化的讨论，并进行大众化作品的尝试，瞿秋白仿通俗歌谣写的《东江人出兵——乱来腔》等。但这些作品能否被大众接受是值得怀疑的，它们毫无通俗文学应具备的通俗功能，倒是有形式探索的意义。这仅是30年代雅文学向俗文学移动的一种愿望罢了。真正具备由雅向俗移动的实践性的是新文学内部产生的海派。其中像张资平、叶灵凤所做的，是新文学者下海直接从事通俗小说创作，一直到这一时期末写出《鬼魂》的徐纡，他们代表着新文学为争的知识者以外的读书人而制作通俗读物的倾向。这种由雅向俗的形势必然刺激了旧派通俗文学。随着新文学部分的俗化。通俗文学在向新文学和外国文学模式学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品位，反过来雅化。在新文学取得正统地位后，按其自身规律平缓的向前发展。到了张恨水，雅俗融合达到了一种比较完美的境界， 
　　从抗日战争到40年代，中国文学面临着特殊的文化境遇。其时，中国分为三个独立的政治区域：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得各区的文化表现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在国统区新文学力量最为强大，创办了众多通俗文学的报刊和社团，如老舍就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新文学创造，但由于在抗战时，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影响了文学水平。倒是写旧小说的张恨水进一步向新文学靠拢，取得较大的成果。总之，在国统区呈现了多样的雅俗联手的过程，而沦陷区的新文学的空间几乎全部空出，通俗文学显得分外繁盛。而解放区，由于文学更大范围地转入战时状态，读者对象转向落后偏僻的文化较低的农民，通俗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加强了。但是总起来说，由于新文学作家由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向内地后方和农村移动，文学得到了某种扩散和普及。到了这一时期，五·四之后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完全定型，失去了它昔日的光芒，通俗小说也大量彩变得常规化的现实主义写法后，大面积的雅俗对立已不存在，直到这一时期，雅俗共赏的现代文学已基本上确立了。在通俗文学的一面，它往雅的方向移动，主要是加强了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加强历史的、文化的探索精神。通俗将文体形式和自己的审美情感，更多的向雅的方向转化，以至从这时开始，出现了没有经过章回阶段的新通俗小说家，在纯文学（雅文学）的一面，除了按审美陌生化及文学自律性的规例不断向前，争取广大读者也是一条谁也无法逃避的路子。 
　　陶渊明有诗云：“奇文共欣赏，雅俗相与析。”说的是士族阶层共同欣赏奇文。到了中国近代社会，奇文也即优秀的古文在知识分子中已不能共欣赏了，艰深奥涩的古文与现实生活相背离。使 得那些读“奇文”之人都在古人和现实之间奔波，有识之士呼吁改变这种情况，于是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中国现代文学之门。新文学以通俗文学为突破口，对抗古典文学和旧文学。但新文学自身要获得发展，首先必须走陌生化的道路，步入纯文学的最高殿堂。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教育的发展，社会交往的频繁，迫使纯文学要获得广泛的影响和广大的文化市场就必须选择通俗化的道路，实现雅俗共赏。发端于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到了抗战时期终于出现了雅俗融合的全新局面。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文学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建国初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促使了文学的繁荣，出现了文学雅俗并呈的局面。由于政治的原因，文化的发展也遭到严重挫折。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府。自由化思潮倾入纯文学和俗文学异形纷呈，但品味较高，又能雅俗共赏的作品却不多见，倒是出现了适应市场需要大量的媚俗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