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爱玲与村上春树		 
　　一个是对民俗趣味怀有强烈好奇的学究型少女，一个是游荡酒吧的浮华少年，张爱玲和村上春树，似乎形象和作品从哪一方面来说都绝不相同，可说是就算碰了面也不会跟对方讲话，就算是在正午最拥挤的餐馆里也不可能并桌喝茶的两种人。如果要他们并桌，至少得把两人之间的距离对折九十九次才行。地球跟月球的距离如果折叠这么多次，大概也早就对撞在一起了。　
　　唯一可能的是，在作品中互相嘲笑对方。张爱玲喜欢嘲笑自认诚恳的无能男子，村上春树喜欢嘲笑问太多说太多爱太多的犯错女人，尽是一些有骂到对方嫌疑的事。这可能是他们唯有的两种互动之一。 　　
　　另一种则是他们共同从事于譬喻的事业。所做的事和广告文案作者、编辑、法官与擅取绰号的小学同学一样，是为世上无数随便取了个名字充数的事物重新命名。广告人替桌子和椅子分别拟制感人的标题；法官在罪行当中寻求其本质，而以唤出它的名字使其失去魔力；坏孩子则透过小学生对电视节目共有的广博知识，用一个角色的名字把导师推入某出八点档的幻境情节里，万劫不复无可脱身。任何一种命名的事业均有其特殊的处理方法，共通点是均属于有系统的扭曲。 　　张爱玲的众多修辞系统下面又有很多次系统，这些与其说是字词选择，不如说是某种人格，例如可口可乐情结。可口可乐瓶身的原始灵感来自设计者女友穿著时髦窄裙的身形，这件事在张爱玲身上则以瓶子和女人、衣着的无限上纲联想出之。《倾城之恋》女主角穿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支瓶”、“药瓶”。而对于男主角，“你就是医我的药”。“连环套”的霓喜在外人眼中则是“冒险小说中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夜礼服上满钉水钻，像个细腰肥肚的玻璃瓶，装了一瓶的萤火虫。”以村上春树来举例的话，最著名的次系统该是动物的臆病症状。这是一种把任何生理的不适、力不从心归罪于某些没有见过面的动物的倾向。《寻羊的冒险》里老鼠说“对年月的感觉渐渐迟钝起来，彷佛有只黑鸟在头顶上嗒哒嗒哒地振翅，使我无法数算三以上的数字。”“我的缺憾随着年纪愈变愈大，即是体内养着一只鸡似的。鸡生蛋，蛋又变成鸡，那只鸡又生蛋。”（博益版）取代鸟类的，是《梦中见》和《舞．舞．舞》对灵长类的敌意：“朦胧中，一只巨大的灰色猿猴，手执槌子在我的脑后狠狠地一击，我昏睡过去。”（故乡版）重新命名的效果可能是精确化，也可能反而变模糊了。总之就是使人产生某些固定联想的强迫性思考。就如逛街时遇见夏天，会想到“夏一跳”、“惊奇一夏”之类的用语，读者也会不断地在女性身上遇见张爱玲的瓶瓶罐罐们，或是偶尔直觉想找鹪鹩为头痛负责。不仅是譬喻的成品，以小说碎片的形式嵌入读者日常感官，连他们技术的手腕都会在此陵夷相争。生活中某人绽现的譬喻，就像是在张爱玲可乐队，或村上春树宠物队的计分板上又加了一分。这是在两人所不知情的彼此谩骂之外的，两人所不知情的票房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