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因斯坦与红玫瑰的故事 
　　1913年夏天，两位年过半百的、德高望重的权威学者，风尘仆仆地从柏林来到苏黎世。这两个学者一个是普朗克，一个是能斯特。
　　普朗克是量子论的天才创始人，是有广泛科学兴趣和敏锐直觉的物理学家，他还是高度评价相对论的内在严整和谐的第一人。他理解到或者说感觉到爱因斯坦的理论将长期决定物理学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将带来不能预先确定的、但对科学和文化的所有领域无疑是重大的成果。普朗克使用了他在科学院院士中无可争议的权威，不只是科学上的，还有道德上的权威，全力赞誉着爱因斯坦。普朗克出身贵族、循规蹈矩、举止文雅沉着、姿态端庄，在柏林官场以及德意志年轻军官中都广泛受到敬仰。
　　能斯特更是一个政治型的大学者。一方面，他是20世纪最大的化学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感兴趣于德意志民族的对外扩张。有人说能斯特是一个具有惊人的积极性和能量的人，是一个天生的组织家，一位深邃的和独创的思想家。
　　这两个大学者，来苏黎世干什么？ 观光？旅游？都不是，他们是带着德意志的使命来拜访爱因斯坦的。当时的德国，专门的国家的科学机构或由政府倡议私人投资建立的科学机构不断涌现。在这些机构中，理论研究应当带来毫无疑问的但预先不可能确定的实际效果。为了从英国那里夺取科技和工业发展的优势，以“铁血政策”重新划分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日耳曼帝国特别强烈地希望使理论思维的实力集中于增强工业和军事竞争的势力。
　　金融寡头衷心地支持日耳曼皇帝的计划，宣布建立以受过加冕礼的倡议者的名字命名的协会和研究所。“威廉皇家协会”应该是由银行家和工业家们组成的，他们对研究所提供资助。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授予元老称号、特制的长袍和参加有皇帝出席的隆重午宴的权利。在德意志为上的德国人心目中，有谁会反对这种前途呢？
　　威廉皇家研究所准备吸收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参加，他们可以获得比较优厚的酬劳，没有教学任务，有权进行任何个人感兴趣的研究。设想这些研究将会带来累累硕果不是没有根据的。
　　挑选学者的具体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负责。普朗克和能斯特联名向上司报告：只有把爱因斯坦请来，柏林才能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物理学研究中心。 这是一种需要勇气的非凡眼力。
　　在德国人眼里，爱因斯坦无疑是个“怪人”。年纪小小时就毅然放弃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国人。忠君、爱国、英勇、服从，这些德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这些东西叫做愚蠢和盲目。显然，要把这样一个“怪人”拉回到德国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该要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才行。
　　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钓铒”是诱人的：
　　第一，请爱因斯坦担任正在筹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个建议似乎很奇怪。随便谁来领导一个研究机构，恐怕都比这位心不在焉、思想常在云端翱翔的爱因斯坦教授强。可是不要紧，所长是代表地位和荣誉。他如果高兴，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兴，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务自有常务秘书办得妥妥帖帖。
　　第二，选爱因斯坦当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没有薪水的荣誉头衔，但爱因斯坦就任的是实任院士，年薪1200马克。
　　第三，聘爱因斯坦为柏林大学教授。爱因斯坦教授有授课的权利，只要他有兴趣，但却没有讲课的义务。讲多讲少，讲课的内容和时间，均由他自便。大学里的一切事务，他可一概不必过问。 这个一揽子方案，真不愧是网罗爱因斯坦的妙计。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义和能斯特的实干精神合作的产物。他们算是摸透了爱因斯坦的心思，爱因斯坦不能不动心了。
　　在这个世界上，还企求什么呢？安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充裕的研究时间，不受任何束缚和干扰，全心全意进行相对论研究，实在是巨大的诱惑。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爱因斯坦的内心并不是坦然的。在他看来，移居普鲁士首府，这个德意志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老窝，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信念。中学时代，他离开出生地，就是企图从那时起能放弃德国国籍，以便与军事操练和“黩武气息”一刀两断。可现在难道还要返回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大本营去安家定居？甚至还要去当普鲁士皇家机构的官员？
　　再说米列娃怎么办呢？虽说此时两人关系紧张，但米列娃毕竟还是自己的妻子。德国人看不起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也不喜欢德国人。柏林那种匆忙和刻板的生活，米列娃是永远不会喜欢的。
　　还有一点，爱因斯坦此时对自己的创造性有了一种隐隐的忧虑。他曾对苏黎世的挚友说过：“柏林的先生们把我当成豢养的产卵鸡，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下！”爱因斯坦陷入了犹豫不定之中。“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国在等待着你！”普朗克以他自以为最神圣的感情劝说着爱因斯坦。“可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说，“德国真的会欢迎我吗？”“德国欢迎的是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风度与外交辞令恰到好处。 “但是”，爱因斯坦打断他们的话，笑着说，“这算得了什么呢？相对论是算不了什么的。朗之万说过，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 “这一点我们同意。可是，在这12个人里，倒有8个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负地大笑起来。爱因斯坦也笑了。确实，柏林是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心。一流的设施，一流的人才，确实是研究与推广相对论的最佳地点。“这样吧”，爱因斯坦面对难题时的幽默又表现出来了，“你们二位先生先去玩几天，等你们再回苏黎世，我到车站来接你们。” 普朗克与能斯特完全迷惑了。“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红玫瑰花，‘去柏林’。”爱因斯坦作出了一个浪漫的决定。当普朗克、能斯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郊外返回苏黎世火车站时，一束红玫瑰花在爱因斯坦手里盛开着，他们的心放下了。柏林科学院早已盼望爱因斯坦了。1911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化学创始人范特霍夫逝世后，柏林科学院就想物色一位继承人担任常务院士。当年老力衰的伦琴谢绝接受这个职务后，柏林科学院想到的人选就是爱因斯坦。
　　1913年7月10日，在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学部全会上，爱因斯坦以44票对2票，荣膺为正式院士。在由普朗克、能斯特、卢本斯和瓦尔堡签署的推荐书上写道：“签名人十分明白，他们为这么年轻的学者呈请科学院正式院士的任职，是异乎寻常的。然而他们认为，由于他本人的非凡成就，足以证明他符合院士条件，从科学院本身的利益出发，也要求尽可能为这样的特殊人物提供应选机会，尽管推荐人对被推荐人的未来无法作出担保，但他们根据被荐人现在已经取得的学术成就，都能满怀信心地认为，他完全符合国家最有声望的科学机构院士的条件。推荐人进而坚信，对于爱因斯坦进入柏林科学院，整个物理学界将会认为，这是科学院的一项特别重大的收益。”1913年11月12日，选举得以确认。1913年12月7日，爱因斯坦在从苏黎世给柏林科学院的信中写道：“对于您们选举我担任贵院正式院士，我表示由衷感谢。我谨此声明，接受这一选举。并深深感谢您们，使我在你们中间获得一个职位，从而使我摆脱职业的负担，能够全心全意献身于科学工作。当我一想到自己每天思想上暴露出来的弱点，就会对这一崇高褒奖显露出惴惴不安的心情。但是，有一种想法促使我鼓起接受这次选举的勇气，那就是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献身于一种美好事业。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还是能胜任的。” 爱因斯坦在1914年4月去了柏林，并且在柏林一直定居到1932年12月。遗憾的是，米列娃没有去，她从此没有再跟随爱因斯坦了，他们分居了，一个家庭终于破裂了。
　　在柏林，爱因斯坦立刻被一家重要德国时报《沃西奇日报》的编辑们包围了，编辑们要爱因斯坦向读者解释相对论。 1914年4月26日，爱因斯坦第一次在德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题名《关于相对论原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狭义相对论。最后一段用疑问句开头：“上面所概述的狭义相对论是本质上完整的理论呢？还是仅仅代表了深远发展的第一步呢？”爱因斯坦告诉读者，他认为第二句是对的，但他同时坦率地告诉大家：“关于这一点，即使是懂得相对论的物理学家，他们的观点，依然是有分歧的。” 对于相对论的前景的歧议，是1913-1915年这个时期的特点。这一特点在爱因斯坦1914年7月2日的普鲁士科学院就职讲话中更能体现出来。爱因斯坦说：“从理论观点来看，这理论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因为刚才所讲的相对性原理偏爱于匀速运动。从物理学观点来看，不可给匀速运动以绝对的意义。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种讲法是不是也应当扩充到非匀速运动上去呢？已经弄明白，如果人们以这种扩充了的意义来提出相对性原理，那么就得到相对论的一种无歧义的推广。人们由此得到了包括动力学的广义引力论。可是在目前，我们还没有一系列必要的事实，可用来检验我们提出这样假定的原理是否得当。” 普朗克在欢迎致词中也礼貌地指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理还缺乏足够的实验证据。大家都期待能组织考察团在1914年8月14日观测日食，以之验证爱因斯坦设想的光弯曲现象。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希望成了泡影。战争影响了对爱因斯坦理论的验证，但并无法阻止爱因斯坦创造性的思维成果。战争期间，爱因斯坦出版了一本书并撰写了大约50篇论文，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成果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在柏林，爱因斯坦同新环境进行科学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会。爱因斯坦呆在柏林的年代，一直都举行这种讨论会。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演说、争吵，为新物理学的诞生殚精竭虑，贡献出人类最杰出的智慧。后来，所有参加过讨论会的学者们，都在自己的回忆中一再提到这种难忘的科学讨论会。在他们的回忆中，最突出的形象就是爱因斯坦。他深刻的思想、无拘无束的个性、诚挚亲切的作风，都让人难以忘怀。可这位新院士，除科学讨论会以外的官方会议，他从不参加，也无任何兴趣。刚到柏林，爱因斯坦的生活比较平静，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人们出于礼貌和景仰，也很少挑剔他、非议他。可没过多久，不拘一格的爱因斯坦式的生活习惯还是引起了刻板的德国先生们的议论，德国人的繁文缛节同样让爱因斯坦觉得别扭。1914年5月，爱因斯坦给苏黎世的胡尔维茨写信发牢骚：“出乎意料，在这里我的生活安排得还算顺利；我内心的平静只是由于人们在每件琐事上对我苛求才遭到破坏，譬如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要不然某些所谓长者就会把我归入社会渣滓之列。” 这时的爱因斯坦，只属于相对论。他的意识被加速运动的相对性问题、引力问题、空间几何属性对空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依赖性问题吸引住了。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些问题。普朗克回忆说，有一次，他约爱因斯坦一起去参观波茨坦天文台。他们说好在指定时间在一座桥上会面。普朗克恰好有些琐事，担心不能准时到。爱因斯坦说：“没关系，我在桥上等你就是。”“不过这会耽误您的时间了，”普朗克不安地说。“一点也不！我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我的事。难道我在桥上考虑问题会比在家里少吗？这不可能。”爱因斯坦有他自己的道理。
　　还有一次，爱因斯坦得知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学专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与空间有关的感觉和表象感兴趣。本来按照礼仪，新院士应拜访老院士，爱因斯坦一直没完成这项他永远不会的活动。这下可好，礼仪拜访与感兴趣的话题正好结合起来。于是爱因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访施图姆普夫教授。
　　由于没有预约，主人恰巧不在家。女佣人问他要不要留话。他说不必了，过一会儿再来。独自一人在公园呆了几个钟头后，爱因斯坦再次敲响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里的门。女佣人发窘地告诉爱因斯坦，说主人吃完午饭正在午睡。 爱因斯坦一点也不恼火，他平静地说：“没关系，我过一会儿再来。”下午四点钟，爱因斯坦收起手上计算的纸和笔，又去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女佣人打开门，说：“主人起床了。”爱因斯坦微笑着对女佣人说：“耐心和恒心是会得到酬报的。” 老院士见到闻名已久的新院士，十分高兴。不料刚一落座，客人马上就谈起广义相对论中的空间概念，而且是滔滔不绝。可惜，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对数学一窍不通，客人满嘴的数学术语，使他堕入了云雾中。等到爱因斯坦发现主人的困窘，时间已过去了四十几分钟，拜访时间早就该结束了。爱因斯坦尴尬地起身告辞，连连道歉。
　　1914年秋，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写了一篇长篇论文。这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系统地、详尽地讨论与格罗斯曼合作的第一篇论文中所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对丈量分析和微分几何的简述几乎占论文篇幅的二分之一。爱因斯坦清楚地认识到有必要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些技术；这些技术对于爱因斯坦和其他大多数物理学家来说都是新鲜的。这篇论文中还含有物理学中的几个新特点。首先，爱因斯坦反对牛顿的转动绝对性论点。例如，牛顿常用转动的装满了水的水桶来说明问题。相反，爱因斯坦强调说：“我们无法区别‘离心场’和‘引力场’，我们可以把离心场当作引力场。”论文还有一个胜人一筹之处，爱因斯坦第一次得出了点粒子运动的测地线方程，并且证明它有正确的牛顿极限。丈量理论还包括红移和光弯曲的早期成果（依然是旧值，是正确值的一半）。最后一个成果是他对时空性质的重要评论，这是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到时空性质问题，即“根据我们的理论，空间的独立性是不存在的。”这篇论文还带来一个好处，促使爱因斯坦在1915年初开始与利维-西维塔通信。西维塔指出了一些技术上的错误。这些错误引起了爱因斯坦的警觉，对此他非常感激，他终于找到一位热衷于他工作的内行。总之，到1914年末，爱因斯坦可以回顾说，这一年给他的私人生活和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广义相对论中一些关键性问题把他难住了，而且仍然是在孤军奋战，但他对相对论的前途依然充满信心。果然，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纠正了自己概念上的错误，完成了相对论。理解相对论的人越来越多了，许多人开始积极投入到推动相对论发展的研究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