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家中成员只有我独自一个，这样当然不能称为家了，可是十余年前是有一位同胞姊姊同我同住，组成了别具一格的“姊妹家庭”。从民国21年起，即我任教国立武汉大学的第二年，我将家姊淑孟女士接来武汉，在那山光水色、风景秀丽的珞珈山住下，一住便是七年。对日全面抗战发生，我们随校迁四川乐山，一住又是九年，那段岁月非常清苦，但当时姊妹两个年龄还不算顶老，还能撑住下来。胜利后迁回珞珈，首尾三年。民国37年赴沪小住，数月后，适香港真理学会来函聘我去当编辑，遂赴港，家姊只好随其身在海军的次子到台湾去了。我在学会任职一年，因想到欧洲搜寻解决屈赋难题的资料，再度赴法。过了两年，资斧告竭，有人介绍回台湾教书，遂返台任职于台北的省立师范学院。学校以我无家，“姊妹家庭”又不算数，不配我住宅，只让我住在单身教职员宿舍里，家姊当然不能来，来了也无她容身之地。（民国）45年，台南的成功大学改制成立，聘我去教书，我以分配住宅为条件，居然配有一幢，便是今日我安身东宁路的住宅。  我将家姊自左营接，“姊妹家庭”又告恢复。计算家姊和我未嫁前者不算，嫁后共同生活者前后共32年，也算长久了。
    家姊和我同住时，料理我的饮食起居，无微不至。我若偶有病痛，她煎药奉汤，一夕数起。亲手为我补缀破绽，缝制内衣裤，替我收拾随手搁置的物件，那种细心熨贴，温意煦妪的事，要说说不完，要形容也无法形容得够，她把我宠得像个慈母膝下的骄子，故我常说她是我“第二慈亲”。她替我管家，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把那时一般教书匠微薄的薪俸运用得绰绰有余，使我免除内顾之忧，得以专心教学，暇时并能创作文艺，研究学术，我今自能得在文坛学苑稍有成就者，皆属家姊之遗泽，其恩其德，实令人难忘。
    家姊爱洁成僻，我们初来台南，雇女佣也还算容易，她每日监督工人洒扫房屋，擦拭家具，把个家收拾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令人置身其间，神清气爽。花晨月夕，姊妹二人清茶一盏，对坐窗前，闲话家常，纵谈往事，一种骨肉深情沦肌浃髓，其乐又是无极！
    不幸民国61年，家姊因病长逝，我的“姊妹家庭”也就从此溃灭。她逝世至今已有14年，我每夜做梦，若醒而能记得者，总有她的影子在活动，其声音笑貌，一如往昔，而梦中总不知她已死。想家姊手足情深，知道我想念她，故特来梦中相慰，又不让我知道她已为异物，免我悲痛与小小的不自然惊吓之情，才这样的吧？
    我常想，若家姊尚在应该多好。可是家姊大我５岁，健康一向不如我。我现在已耳聋眼花，双脚无力，每一行动，总想有人扶持我一把，家姊若在，其龙钟衰迈之状当更甚于我。我今已自顾不暇，还能照料她吗？则她之先我而去，对她而言，未始不是好事。况我在世也无多日了，可与家姊在另一世界相聚的时期屈指可待，现在过一天挨一天算了。